中国省际贸易流量与贸易壁垒研究
□ 李自若 杨汝岱 黄桂田
改革开放以来，以财政分权为核心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基层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使得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作为支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态，“块块经济”不断开始显示出区域性、结构性矛盾，不利于一体化竞争性市场的形成。过度竞争很容易带来地方保护，这在“存量博弈”时代会显得尤其突出。在国内面临较为复杂的经济发展局面的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发展环境。当前世界正处于全球生产与贸易格局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过去两百多年，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分工模式以劳动力禀赋为基础，这种模式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互惠互利、互相融合的。然而，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全球经济由单峰收敛向双峰收敛转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程度不断下降。这就使得全球化的福利效应越来越弱，而不同维度的失衡越来越严重，不同维度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增加。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迅速深度融入全球化。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将传统比较优势分工发挥到极致的“中美共赢”模式不但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动全球经济十多年的快速增长。但是，在全球生产与贸易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出口占全世界的份额为15.1%，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为29.8%。这是中国的辉煌，也是中国的瓶颈。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即使是维持高位都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要继续快速增长就更是难上加难。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现阶段同时面临如何进一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重压力，面临经济增长新动能不足、不同维度的结构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外部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等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成为政府决策和学术界非常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决定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健增长的关键，而决定产业（产品）竞争力（价格水平）的核心因素是三个方面：生产要素成本、生产和销售规模、技术含量。四十多年来，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市场逐渐放开，要素生产成本不断下降，从而提升了产业、产品竞争力。“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富士康是这个时代的代名词。但是，随着要素市场壁垒不断下降，通过促进要素流动带来的收益就会不断下降，这时候需要打破地区之间的过度竞争与地方保护，从产品市场一体化维度发挥中国经济超大规模的优势，建设统一畅通的国内大市场，通过发挥规模经济作用降低产品成本、提升竞争力。一旦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企业创新投入的预期收益也会大幅度提升，就会敢于研发、敢于创新，促进中国经济最终向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因此，建设统一畅通的国内产品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就成为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本文从省际贸易规模和贸易壁垒的角度研究我国构建统一国内大市场，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本文估算了1992-2019年26个部门的省际贸易流量，结果显示，省际流出贸易规模从1.24万亿元上升到61.47万亿元；省际流出贸易占全国总流出贸易的比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前期的16%上升到2012年的23%，再下降到2019年的16%。接下来边界效应和省际贸易成本两个指标的计算也显示省际贸易壁垒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模式，且不同省份之间差距较大。参考Tombe & Zhu（2019）的初步分析显示，以2017年为例，如果省际贸易成本从1.775下降到1.491，将使省际贸易比例从19.5%提高到29.8%。
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对长序列年份分省分部门的省际贸易规模做了较为规范的估算，这对于后续研究建设国内大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基础性成果。第二，本文对近三十年来省际贸易壁垒的U型变化及其跨地区、跨行业的演变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这可以为后续开展相关研究以及制定合适的政策降低贸易壁垒提供参考。第三，本文的分析乐观的预测了降低省际壁垒对于整合市场、促进内循环的良好前景，这对于如何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优势提供了一个初步依据。
作者简介：
李自若，澳门永利集团3044讲师。研究领域为国内贸易、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期刊。
杨汝岱，北京大学澳门永利集团3044教授。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科基金“十四五”规划专项项目等多项课题。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World Developmen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等期刊。
黄桂田，北京大学澳门永利集团3044教授。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改革、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等。论文发表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
原文刊载于《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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